關於生育權我想講...（下）

噩夢的開端

香港自1976年，通過墮胎合法化，容許懷孕期不超過24周的孕婦，申請合法終止懷孕。而根據家計會的統計數字，單是2020年1至8月就有7,477人申請終止懷孕。「如果你去家計會，你會發現每天都會坐滿人等候墮胎，而她們都只是普通的女性。」這樣的發現讓Jully深切地意識到墮胎只是很平常的一回事，它可以發生在許多女性身上，也包括自己。

大學四年級的時候，Jully跟許多熱戀的情侶一樣，可能是出於一時任性、心軟，或是僥倖心態，她讓當時的男朋友不戴安全套進行性行為。每次的不安全性行為都會在翌日從美夢演化成噩耗，而「事後丸」（緊急避孕藥）就像是夢境的出口，「吃完（緊急避孕藥）以後，我就能從夢中醒來。」可是那一次她卻沒有走出夢魘。

「其實領取『事後丸』的過程已經很尷尬，因為職員會記住你來過多少遍。可是那一次我真的來得太遲，因為家計會每逢週末就休息，註冊醫生又只會在星期三當值，所以我隔了很長時間才吃『事後丸』。」隨着發現月經的中斷，以及接踵而來的妊娠反應，她才驚覺自己經已懷孕。

男朋友得知Jully懷孕後，曾嘗試說服她生下孩子，但她覺得這簡直就是瘋狂的想法。現實層面上，當時他們都沒有穩定收入，男朋友甚至在經濟上需要她支援；加上她出生於傳統家庭，她根本不敢想像若然父母知道自己跟他人有性行為，甚至成為年輕未婚媽媽的反應。「我父母不會容許我這樣做，而且最根本原因是，我不想生孩子，因為我覺得我已經選擇了一條夠崎嶇的路。」

以前的她，從沒想過「母親的抉擇」竟會發生在自己身上。「那時候我還要上學，可是我幾乎每天都嘔吐，一回到學校就吐，一星期六天。 」強烈的生理抗斥，讓她無時無刻都只想儘快將胚胎從體內拔除。子宮就像套牢在女人身上的鐵鐐，終身都要受其牽扯和拖累。生育所帶來的榮辱、創傷和風險都一一由她們承受，但她們從來得不到足夠的關懷和尊重。「我不需要生育，它可以隨便從我人生中剔除。我甚至曾想過與其繼續經歷經痛，不如早點把我的子宮移除，我不需要它，把它從我身體剪走吧。」

道德迴廊

胚胎在她體內不斷成長，妊娠反應也愈趨強烈，就像一枚計時炸彈，倒數着她的最後限期。「我曾試過去瑪麗醫院，但他們說這不是緊急服務，所以拒絕幫我。這怎麼可能不是緊急情況，過三個月我就徹底完了。」被公立醫院拒諸門外後，Jully最終只能選擇在私家醫院進行手術。「那次我在養和醫院做手術，花了1.3萬元。這讓我真正體會到在香港有錢的話，真的有絕對的優勢，而我只是很幸運地出生於中產家庭。」

子宮原是女人身體的一部分，可是當卵子受精後，女人就彷彿喪失子宮的擁有權，陷入道德的迴廊當中。不論是選擇生下孩子與否，她都會被負上「年輕媽媽」、「失責的母親」、「殺人兇手」的道德罪名。

Jully很清楚記得在手術之前，社工跟她進行過兩次心理輔導和評估：「在香港申請做墮胎手術，基本上只有兩種情況：醫療原因或經濟原因。所以那時候我只能騙社工，說他們最想聽的話：我家人不會給錢我，我和男朋友根本養不起小孩。」Jully知道社工的意圖，他們很想透過「輔導」，將她塑造成評估表裏「標準的年輕媽媽」，因為如果女性不落在社會的框架之中，就連放棄生育的權利也不會有。

解放子宮

「我知道男朋友還保留着在養和醫院拍的超聲波照片，他偶爾還會打開來看。」可是Jully覺得不論是當時社工的心理輔導，還是這張胚胎的超聲波照片，它們都像是來自社會的道德勒索，時刻以自責和罪疚感去捆綁選擇墮胎的人。

縱然與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，香港的墮胎政策已相對開放，譬如台灣、日本、印尼等地，已婚女性只有獲得配偶的同意才能進行人工流產；在菲律賓和寮國，甚至至今仍然全面禁止墮胎，可是自從親身經歷整個墮胎流程後，她發現墮胎在香港依然是一種社會禁忌。「你可以在地鐵站看到安全套的廣告，但墮胎卻得不到同等的重視和社會討論。」Jully心中產生了不一樣的危機感。「我們不能假設一切不變，如果有一天政府收緊法例，或者墮胎不再是合法，那到時候我們怎麼辦？」

因此在大學畢業之後，Jully毅然決定戴子宮環。「雖然在我看來子宮環就跟做手術沒區別，一樣是那麼痛，試想像有人將一個T字型的鐵線，在沒有麻醉的情況下塞進你的體內，就像是一個半永久的裝置，但這樣就可以五年內不會懷孕……我現在要上班，我還能像大學時一樣，逃課去墮胎嗎？」在審視過墮胎流程上的拖宕、經濟收入限制，以及大眾對墮胎的偏見等等現實的考量後，她選擇為自己的身體負責，戴上子宮環。

但是Jully至今仍然深信，若要實踐女性身體自主，破除墮胎禁忌依然是非常重要的一步。「我相信是會有很多人支持，會有更多同路人出現。只要越多人站出來講自己的故事。不論是有過創傷的；沒有創傷的；想生孩子的；不想生孩子的；想墮胎的；不想墮胎的…… 我們不要逃避將事情立體化、複雜化，那麼就會有更多人願意去討論，而墮胎也會變成再自然不過的事情。」